周汶錡

　　西安最近出了一件糊塗案——有個女大學生遇了賊，小伙子小孟支票借款挺身而出，幫她解圍，結果，賊打傷小孟後跑了，女生幫小孟墊了藥費後，也跑了。
　　明明女生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，她幹嘛躲起來呢？小孟托人打電話給這個女生，跟她商量要報案房屋貸款，電話那頭的女生甩給他一連串理由：“我現在給你作證能咋？你是能把西安全部的小偷都逮住還是咋？你能保證小偷不來給我找事？我已經夠可以了吧？”
　　最後，女生鏗鏘地信用貸款用一句話把自己跟這件事撇乾凈：“又不是我讓你抓的小偷，對不對？”
　　掛了電話的小孟說自己“心裡很委屈”，但這筆賬讓人算得更糊塗——女生被盜，她不願意站出來報案；別人因此受傷，她也不願意站出來作證。她的行為基準就是“向後退”：遠離問題中室內設計心，退得越遠越好，不管事關不關己，一律高高掛起，哪怕這樣辜負了別人的付出，哪怕這樣傷害了自己的利益。
　　有人給這個女生的行為診斷，這叫做“犬儒主義病”，它的癥狀是“堅信牽扯進任何事情肯定都是麻煩”，而這病的病根則來裝潢自“對正義公平缺失的根深蒂固的恐懼，從而加深的保身和利己”。
　　只要隨手翻翻新聞，就不難發現，這種病的患者還真不少。比如前不久，一個老大爺倒在大街上，路過的行人圍成一個圈，一個個大眼瞪小眼地看著老人痛苦地躺在地上，卻沒有人敢向前走一步。
　　圍成圈的人未見得不願意扶起老人，可他們心裡更優先的行為準則警告他們：只要向前一步伸出手，接過來的就可能是所有未解決的社會難題。摔倒的老人養不起病，他們多半會在站起身的那一刻，將自己長久積累的醫療困擾轉嫁給幫助他的人。最近就有這樣的例子：3個還在上小學的孩子，他們的確向前一步了，可等待他們的是忽然翻臉的老人，追討無數的醫療費，以及糾纏不清的麻煩。
　　誰也不願意為了一時的好心，背負起社會積怨留下的病根。於是，世界上出現了一個叫“壞環境”的假想敵，人們最好的對策就是“躲”。就這樣，我們看到一個不斷倒退的看客群體。不管遇到什麼事，他們下意識的第一個反應是擺手：“別找我，我可不想惹麻煩。”
　　然而，我們越是向後退，離彼此越遠，當退到角落時，我們會變成一個個孤島。1964年，美國《紐約時報》報道過一則“向後退”達到極致的案例。文章說，一個女人在住宅區被殺，“38個人站在窗口，卻默不作聲”。38個看客“向後退”，聽著女人的尖叫，最終眼睜睜看著她一個人死在深夜的紐約。
　　在那篇轟動一時的報道里，美國旁觀者留下了幾乎一樣的理由：“我可不想惹麻煩。”
　　為了這句令人震驚的理由，人們在後來50多年裡都在反覆討論這件事：為什麼人會變成這樣？心理學家把人們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的狀態定義為“旁觀者效應”，社會學家把這件事寫進教科書，如何不再“向後退”成了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。
　　答案究竟是什麼？有人拿出法律做支撐，“不作為”被定義為犯罪；有人用美名和金錢做獎賞，鼓勵人們“見義勇為”。人們都在期待一種外部推動力，能夠在背後推我們一把，領著我們前進，最終建成好的環境。
　　但事實上，真正能讓人向前走的力量，永遠都只來自於自己。人們所抱怨的“壞環境”，無非是給自己找的藉口。我們就是“環境”，環境好與壞，從來都只跟我們自己的選擇有關：當我們都選擇“向後退”，世界自然會變得疏遠而冷漠；當我們都選擇“向前走”，問題或許就會迎刃而解。
　　比如說，在那則《紐約時報》的報道里，旁觀者的冷漠後來被證明只是記者的肆意杜撰。看到女人遇害的時候，附近有居民大吼著喝止凶犯，還有人當場就拿起電話報警。
　　所以，不管環境是好是壞，能夠做出決定的只有自己。而我們的決定，反過來又會成為“好環境”亦或“壞環境”。
　　這就像是在那場跟小偷的對決中，小孟本也可以“向後退”，避開這場跟自己毫無關係的麻煩，可他決定趕走作惡的壞人，擔起做正確決定的責任——讓正義“向前走”，讓犬儒“向後退”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正義“向前走”，犬儒方能“向後退”）